未来，新药的出现将更多地依托于利益相关方组成的网络关系。这些利益相关方将会根据自身的能力与彼此间的共识有效地分担风险与收益。当下，全球制药领域正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重磅炸弹”药物的专利纷纷到期、公众对医疗产品信心的逐渐丧失、报销压力不断上升、研发费用日益攀升等等。尽管全球制药界一直在不断提升研发效率，但将原研新药真正投放市场的过程却是时间漫长、代价昂贵且充满风险的。
据此，可以做出两大判断：一是现行的新药研发模式已经不可持续；二是未来新药的出现将更多地依托于利益相关方组成的网络关系，网络中包括大中小型生物制药企业、科研部门、研发外包机构、公私部门合作联盟、患者组织等，这些利益相关方将会根据自身的能力与彼此间的共识有效地分担风险与收益。
研发与审批变迁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医药领域发生了一系列事件，直接对欧美特别是美国的药物研发与审批体系产生重要影响，这些事件包括：“9.11”后，美国于2002年颁布了反恐怖主义法案，以动员全美资源应对可能发生的生化恐怖袭击；全球大规模爆发的SARS、H1N1病毒疫情、禽流感等加速了对迅速治疗时疫药物的开发；美国国家健康研究院（NIH）发布国家健康路径报告，启动“临床和转换科学奖计划（CTSA）”，以推动基础医学向临床医学的转移、临床研发人员知识向医生与患者的转移，这些均强化了科研部门在生物医药创新领域的作用。
目前，CTSA计划已启动了50余个项目，到2012年前，还有60个准备启动；2004年，美国FDA启动“关键路径倡议计划”，力求将基础研究成果转移为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案；2007年，欧盟启动“创新药物倡议计划”，旨在促进学界、政界、工业界建立合作关系，发现新的生物标签和其他工具，以提高药物筛选能力，增加药物产业化的成功率；药物基因组学以及一大批治疗癌症和重大疾病靶向药物的出现，推动了新药研发向结合诊断（Companion Diagnostics）和其他研发机制的转移；2007年，美国通过修正案，FDA据此要求新药申报企业在递交新药申请时，必须递交药物风险评估报告以确保用药安全。
上世纪60年代，美国新药临床的通过率大约是八分之一，到70年代提高到大约五分之一，并一直延续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而90年代中期至今大约是六分之一。从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初期，美国FDA按照药物疗效将递交申请的新分子化合物划为A、B、C三大类。1992年下半年，FDA做出调整，将三大类别改变为两大类，即优先药物申请（Priority）和普通药物申请（Standard）。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全球特别是在美国，新药获批数量显著上升，这与1992年美国通过处方药费用法案（PDUFA法案，Prescription Drug Use Fee Act）有直接关系，该法案通过后，美国平均药物审批周期相比之前的30年间缩短了1年多，但临床试验时间有所增加。2005～2009年间，美国平均药物审批周期平均达1.2年，而同期临床试验时间则上升至6.4年。临床试验时间之所以被拉长，其主要原因是：在申报的药物当中，由于中枢神经系统药物和抗癌药物平均开发时间较长，增加了药物平均临床试验时间（中枢神经系统药物和抗癌药物的平均临床试验时间分别为8.1年和6.9年）。无论怎样，覆盖审批和临床时间的总时耗还是由1990～1994年间的8.8年缩短到2005～2009年间的不足8年。与上世纪90年代中到末期相比，2000～2009年的10年间，全球新药问世甚少，其间新药批准率创下25年以来最低，在获批的药物当中，优先批准药物占50%，通过率达到了30年以来最高。
被缩短的上市周期
近年来，相对于普通药物而言，优先药物的上市周期明显缩短。2005～2009年，美FDA审批优先药物的时间较普通药物要少0.8年，临床试验时间比普通药物要减少0.2年；而之前的2000～2004年，优先药物的审批时间较普通药物少0.8年，其临床试验时间比普通药物要多出1.8年。此外，在优先药物的申请当中，抗艾药、麻醉和镇痛药获批数量较多；普通药物中，2005～2009年，抗癌和中枢神经系统药物占比较大，麻醉、镇痛药的获批数量较少。
总的来看，美国各类型新药之间的平均临床试验与审批时间差异较大。产业化周期较长的中枢神经药物所需的临床试验时间，比产业化周期较短的抗艾药物多出76%，而总时耗（包括审批和临床时间），中枢神经药物则约是抗艾药物的2倍。过去几年中，抗癌药物获批数量实现了大幅增长，获批数量约为上世纪80年代的5倍。同时，抗生素药物的获批数量在过去3年时间里呈持续下降趋势。上世纪90年代期间，心血管药物和中枢神经系统药物的获批数量一度达到高峰，相比而言，内分泌药物的获批数量在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以来显得较为平稳。
牢控研发模式转型先机
为进一步探索本土研发新径，我们不妨将申报的新药按照原创属性分成三大类——即完全自主研发型（Self-originated）、被授权开发型（Licensed-in）、对外授权开发型（Licensed-out）。
在这三类新药中，被授权开发型新药的审批通过率最高，自主研发型次之，对外授权开发型新药最低。其主要原因是：被授权开发型新药在授权之前就已经过了一定的临床试验或药物筛选，并且在选择合作方时，专利拥有者会尽量挑选最具潜力或具一定实力的候选人，故被授权开发型新药具有了一定的“筛选效果”。
实践证明，被授权开发型新药通常是在临床Ⅰ期或Ⅱ期后转让，最终通过率为27%，而完全自主开发型新药最终通过率为16%。需要指出的是，在临床Ⅲ期和上市审评阶段，两种类型药物的通过率基本相同。
事实上，1995～1999年，美国FDA的新药批准数量增长了50%，达到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最高峰。客观上讲，这主要是美国FDA在PDUFA法案出台后，集中清理积压申报批件的结果，并非制药产业进入了高产期。在最近5年时间里，平均每年获批的新药数量就基本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相当。
一般来说，中枢神经系统药物和抗癌药物需要的临床试验时间较长，而抗生素药物的临床试验时间相对较短。近年来，由于投放市场的新药数量大幅减少，全球制药公司已很难维系持续上升的研发开支，这一形势正变得愈加严峻。
在新药开发方面，选择哪类产品或在哪类疾病领域投入力量，是制药企业面临的关键选择。在企业做出重大决策之前，必须考虑至少三个问题：市场机会，包括竞争态势、报销体制等；靶点的确定，特别是肿癌、糖尿病、中枢神经系统等疾病，受到多基因网络调控，仅瞄准单一靶标不易奏效；可能面临的风险，如治疗神经系统紊乱和癌症的药物具有较大市场空间，但必须考虑其开发周期较长且失败率较高。不过由于科研部门有关抗癌药物研发的新成果层出不穷，加上相对宽松的报销环境，可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开发成本。心血管药物、抗生素药物等领域“蓝海”特征明显，这些领域报销压力较大、不断面临仿制药企业的挑战，开发必须十分谨慎。
相对来说，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治疗神经系统紊乱和针对超级病菌的药物具有较好的市场前景。以神经系统紊乱为例，该疾病正成为北美和欧洲地区民众生活不能自理的最主要成因，40%患者的生活不能自理源于此种疾病。美国因神经系统紊乱疾病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年高达2000亿美元。从药物开发的角度而言，神经系统疾病因多种病因导致出现各种复杂症状，加之大多数是慢性疾病，临床前的药物筛选较为困难，且临床样本量大而复杂，费时费钱，故几乎没有太多新的、更有效的产品陆续投放市场。对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此外，就大分子和小分子药物而言，以单抗、重组蛋白质为代表的大分子药物临床试验通过率较小分子药物要高出很多，从近年来的审批情况可窥一斑。
应对模式变化
目前，全球制造业及企业的产品开发战略正经历巨大变化，旧的药物研发模式亟待转型。其中，在新药物发现领域，基于靶点的高通量药物筛选逐渐成为重要途径之一，符合药物发现规律，且技术相对成熟的，其药物评价可以形成长期资源。随着生命科学及生物技术的迅猛发展，药物创新已经从泛泛合成、普遍筛选的简单模式发展为“分子机理研究-靶点确认-分子设计-先导化合物合成-药理研究-早期评价”相结合的新模式。此外，如何在药物开发早期及体外药理学研究阶段便对具有生物活性的化合物开展临床有效性、潜在毒副作用的有效预测，以降低先导化合物的后期开发风险，也是构建新模式必须解决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新药开发的组织形式上，单一的独立开发已经让位于合作联盟、功能性外包等。近年来，全球已有超过半数的研发后期储备化合物源于外部开发，这种外部化在大多数情况下通过许可授权、项目合作等形式实施。实践证明，研发外包在大幅减少研发成本，降低风险集中度方面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进一步提高研发投资的回报率，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制药公司寻求更新的融资与协作模式，包括将资源投入与金融投资脱钩，日常运营控制与资产权力脱钩，以便获得下游最大的回报，最大程度地降低前期风险。与合同研究机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或私募基金投资者开展合作，亦可以在掌握控制权和未来升值潜力的前提下，降低药企开发成本，并利用外部产能与合作方共同分担金融风险和内部开发风险，构建“完全一体化的药物研发网络模式”，正成为新药开发的新选择。
当前，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医药市场、最大的医药产品生产基地之一，在不久的将来，还将有望成为全球最大的研发中心之一。这其中既有跨国制药企业的参与，亦有越来越多中国药企的身影。应深入研究和分析当前国际药物研发的新趋势和我国面临的形势特点，并对促进我国重大新药创制提出符合本土企业特点的新思路、新举措，以便在白热化的国际竞争中胜出。
